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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五四”时期，国内国际形势复杂，探索新的救国图存的道路，迫切需要一种科学的理论加以指导。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由国外传入中国，通过国内早期传播媒介、马克思主义者和从事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团等渠道进行传播，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引领，也为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
“五四”运动时期，在国内、外因素的共同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这一时期传入中国，并掀起了马克思主义宣传和研究的高潮，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讨论与宣传中来，它在中国的传播变得越来越普遍化、实用化、大众化，为新民主主义革命提供了思想引领，也为中国的诞生奠定了理论基础，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探索其当时在中国的传播途径，具有重要的历史和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造的理论学说，指导了俄国十月革命，并取得了成功。因此，将马克思主义引入中国，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首要因素。这一过程，主要是通过在外留学的中国留学生和部分翻译马克思主义著作的翻译家实现的。
留学生群体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精英阶层。“五四”时期，中国不少有志青年远赴海外求学，力求在他国学习到救国真理。其中大部分在日本、俄国和欧洲学习，这些留学生在国外接受了许多国外的先进思想，特别是部分留学生系统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相关思想，回国后，这些留学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他们将相关理论在国内进行传播，特别是宣传了一些国外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如留学日本的杨鲍安，回国后发表了《马克思主义》（一称《科学的社会主义》），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详细的论述，这篇文章流传很广，在社会上形成了广泛影响。留学法国的周恩来也撰写了《觉悟的宣言》《与中国》等文章，向大众宣扬了马克思主义，并指出，“对当今世界而言，是无产阶级实现解放胜利的良方。”
与此同时，部分学者也将国外关于马克思主义的著作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加以传播，如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创办了《译书汇编》杂志，连续刊登了日本社会主义者贺长雄的《近世政治史》，介绍了德国社会的历史。学者赵必振则翻译了日本学者福井准造编著的《近代社会主义》，详细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和学说，并指出，“马克思是一代伟人，其学说为社会主义确定稳定的地位，他的理论和思想，我们不能不学习和接受”。日本学者幸德秋水所撰写的《社会主义神髓》也被翻译成中文在中国传播。此外，列宁的相关著作也被翻译家们引入到中国，如《国家与革命》《苏维埃政府的当前任务》等，向中国介绍了俄国革命的相关情况。
报纸期刊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范围较广，在群众中产生的影响较大，通过大众传播媒介的传播，长期占领中国舆论阵地，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倍增器。中国的报人群体通过报纸杂志，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救国理论加以详细介绍，以期唤醒中国民众。
一方面，以陈独秀和李大钊为代表的新文化报人，创办了《新青年》《每周评论》《晨报》副刊等刊物，介绍俄国十月革命的情况，并传播马克思主义，占据了舆论的中心位置。1919年5月，《新青年》第6卷第5号出版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发表了一组介绍马克思主义的文章，这也标志着报纸期刊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逐渐变得系统和全面。《每周评论》尽管办刊时间不长，但在短短的9个月的时间里，却发表了有关马克思主义的文章多达30篇，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传播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晨报》副刊也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李大钊在该报上开辟了“马克思研究”专栏，连续刊登了马克思的论著和介绍马克思学说的文章。此外，《国民》《湘江评论》《浙江新潮》等刊物也是新文化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平台。
另一方面，“五四”时期的报人也成为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如的胡汉民、戴季陶和沈玄庐等报人，创办了《星期评论》《建设》及《民国日报》副刊《觉悟》等刊物，并在这些报纸、期刊上发表了介绍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有关原理研究中国历史和社会问题的相关文章。在《星期评论》创办近一年的时间里，刊登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文章近50篇，受到广大进步青年的欢迎。《建设》杂志是的理论刊物，其中刊发了一部分介绍马克思主义、宣传社会主义的文章，如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说，科学社会主义等内容。《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也积极传播社会主义学说、登载了大量马克思主义著作。这些报人和他们创办的报刊，同无政府主义进行了论战，并用马克思主义视角来审视中国问题，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报人的译介、撰文等，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但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仍是将马克思主义视作的辅助和铺垫。
早期的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重要推动力量，也是传播的主体之一，如李大钊、陈独秀、和周恩来等。这些早期者更多的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现实联系起来，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特别是、周恩来等人，真正的将马克思主义运用到指导组织工人斗争实践中去，为中国早期组织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陈独秀和李大钊是早期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在思想界中的影响较大，他们围绕马克思主义撰写了一系列文章，在广大群众中广泛流传，在社会上引起了较大的影响。如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和《新青年》等刊物上发表文章，提倡民主与科学，并大力宣扬了马克思主义及其公平的思想。李大钊则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论述了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见解，极大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再如瞿秋白在苏俄工作时期，就系统的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撰写了《饿乡纪程》《赤都心史》两本通讯集，向国内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李大钊还在北京大学等高校开设了唯物史观、社会主义运动等课程，向青年学子介绍科学社会主义学说和马克思主义哲学等内容。
在经历“五四”运动后，也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周恩来在留学法国期间就深入学习研究了马克思主义。最为重要的是，他们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指导中国革命实践，有计划地系统的传播马克思主义，并结合中国社会的实际，用马克思主义对中国进行改造，他们创立报刊、发表演讲、组织工会活动，并在《劳动界》《每周评论》等杂志上发表大量文章，将马克思主义更广泛的传播到工人群体中，使之逐渐为民众所了解和接受，在全社会掀起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热潮。
“五四”时期，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中国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愈发深化，越来越多的进步青年都参与到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和传播中去。不少进步青年在中国各地成立了学生社团，形成了传播和研究马克思主义专业机构，这在马克思主义传播的过程中是一个创举，有力推动了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化。如和蔡和森在长沙发起了新民学会，大力宣扬和践行马克思主义，对改良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等思想进行了批判。与此同时，周恩来、恽代英、林育南等也组织了相关社团，对马克思主义进行了研究和宣传。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五四”运动发生后不久，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正式成立，这一研究会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专业化社团，通过各种途径搜集了大量书籍材料，编辑发行了研究马克思主义的论著，成为“五四”时期研究马克思主义的重要力量。此外，各地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社团也如雨后春笋般的涌现，如江西的改造社，湖北的利群书社，北京的平民教育讲演团等。这些社团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研究和宣传，是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渠道和力量。
马克思主义的传入，为救国救民找到了科学的道路，在中国形成了一批坚定了马克思主义者，为早期组织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基础，在党的创建和无产阶级革命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传播方式的多样化，大众化是不断显示其生命力的重要特点所在。
